◎礼志上 （案：《礼志序》，原本阙佚。） 梁开平元年夏四月，太祖初受禅，乃立四庙于西京，从近古之制也。 唐同光二年六月，太常礼院奏：“国家兴建之初，已于北都置庙，今克复天下，迁都洛阳，却复本朝宗庙。按礼无二庙之文，其北都宗庙请废。”乃下尚书省集议。礼部尚书王正言等奏议曰：“伏以都邑之制，宗庙为先。今卜洛居尊，开基御宇，事当师古，神必依人。北都先置宗庙，不宜并设。况每年朝享，礼有常规，时日既同，神何所据。窃闻近例，亦有从权。如神主已修，迎之藏于夹室；若庙宇已崇，虚之以为恒制。若齐桓公之庙二主，礼无明文，古者师行，亦无迁于庙主。昔天后之崇巩、洛，礼谓非宜；汉皇之恋丰、滕，事无所法。况本朝故事，礼院具明，洛邑旧都，嵩高正位，岂宜远宫阙之居，建祖宗之庙。事非可久，理在从长。其北都宗庙，请准太常礼院申奏停废。”从之。 天成元年，中书舍人马缟奏曰：“伏见汉、晋已来，诸侯王宗室承袭帝统，除七庙之外，皆别追尊亲庙。汉光武皇帝立先四代于南阳，其后桓帝已下，亦皆上考前修，追崇先代。乞依两汉故事，别立亲庙。”诏下尚书省，集百官定议。礼部尚书萧顷等议曰：“伏见方册所载，圣概所存，将达蘋藻之诚，宜有楶棁之制，臣等集议，其追尊位号及建庙都邑，乞特降制命，依马缟所议。” 二年，中书门下又上奏曰：“伏以两汉以诸侯王入继帝统，则必易名上谥，广孝称皇，载于诸王故事，孝德皇、孝仁皇、孝元皇是也。伏乞圣慈，俯从人愿，许取皇而荐号，兼上谥以尊名，改置圆陵，仍增兵卫。”遂诏太常礼院定其仪制焉。太常博士王丕等引汉桓帝入嗣，尊其祖河间孝王曰孝穆皇帝、父蠡吾侯曰孝崇皇帝为例，请付太常卿定谥。刑部侍郎、权判太常卿马缟复议曰：“伏准两汉故事，以诸侯王宗室入承帝统，则必追尊父祖，修树园陵，西汉宣帝、东汉光武，孝飨之道，故事具存。自安帝入嗣，遂有皇太后令，别崇谥法，追曰某皇，所谓孝德、孝穆之类是也。前代惟孙皓自乌程侯继嗣，追父和为文皇帝，事出非常，不堪垂训。今据礼院状，汉安帝以下，若据本纪，又不见“帝”字。伏以谥法“德象天地曰帝”。伏缘礼院已曾奏闻，难将两汉故事，便述尊名，请诏百官集议。”时右仆射李琪等议曰：“伏睹历代已来，宗庙成制，继袭无异，沿革或殊。马缟所奏，礼有按据，乞下制命，令马缟虔依典册，以述尊名。”时明宗意欲兼加“帝”字，乃下诏曰；“朕闻开国承家，得以制礼作乐，故三皇不相袭，五帝不相沿，随代创规，于礼无爽。矧或情关祖祢，事系丞尝。且追谥追尊，称皇与帝，既有减增之字，合陈褒贬之辞。大约二名俱为尊称，若三皇之代故不可加帝，五帝之代不可言皇。爰自秦朝，便兼二号。至若圣祖老君，事隔千祀，宗追一源，犹显册于鸿名，岂须遵于汉典。况朕居九五之位，为亿兆之尊，不可总二名于眇躬，惜一字于先代，苟随执议，何表孝诚！可委宰臣与百官详定，集两班于中书，逐班各陈所见。”惟李琪等请于祖祢二室先加“帝”字。宰臣合众议奏曰：“恭以朝廷之重，宗庙为先，事系承祧，义符致美。且圣朝追尊之日，即引汉氏旧仪，在汉氏封崇之时，复依何代故事？理关凝滞，未协圣谟；道合变通，方为民则。且王者功成治定，制礼作乐，正朔服色，尚有改更，尊祖奉先，何妨沿革。若应州必立别庙，即地远上都。今据开元中追尊皋陶为德明皇帝，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，皆立庙于京都。臣等商量所议追尊四庙，望依御札并加皇帝之号，兼请于洛京立庙。”敕：“宜于应州旧宅立庙，余依所奏。”（案《文献通考》：后唐之所谓七庙者，以沙陀之献祖国昌、太祖克用、庄宗存勖而上继唐之高祖、太宗、懿宗、昭宗。此所谓四庙者，又明宗代北之高、曾、祖、父也。） 其年八月，太常礼院奏：“庄宗神主以此月十日祔庙，七室之内，合有祧迁。”中书门下奏议，请祧懿祖一室。后下百僚集议，礼部尚书萧顷等奏，请从中书所奏，从之。 应顺元年正月，中书门下奏：“太常以大行山陵毕祔庙。今太庙见飨七室，高祖、太宗、懿宗、昭宗、献祖、太祖、庄宗，大行升祔，礼合祧迁献祖，请下尚书省集议。”太子少傅卢质等议曰：“臣等以亲尽从祧，垂于旧典，疑事无质，素有明文。顷庄宗皇帝再造寰区。复隆宗庙，追三祖于先远，复四室于本朝，式遇祧迁，旋成沿革。及庄宗升祔，以懿祖从祧，盖非嗣立之君，所以先迁其室。光武灭新之后，始有追尊之仪，比只在于南阳，元不归于太庙，引事且疏于故实，此时须禀于新规。将来升祔先庙，次合祧迁献祖，既协随时之义，又符变体之文。”从之。时议以懿祖赐姓于懿宗，以支庶系大宗例，宜以懿祖为始祖，次昭宗可也，不必祖神尧而宗太宗。若依汉光武，则宜于代州立献祖而下亲庙，其唐庙依旧礼行之可也，而议谥者忘咸通之懿宗，又称懿祖，父子俱“懿”，于理可乎！将朱耶三世与唐室四庙连叙昭穆，非礼之甚也。议祧者不知受氏于唐懿宗而祧之，今又及献祖。以礼论之，始祧昭宗，次祧献祖可也，而懿祖如唐景皇帝，岂可祧乎？ 晋天福二年正月，中书门下奏：“皇帝到京，未立宗庙，望令所司速具制度典礼以闻。”从之。二月，太常埔士段颙议曰： 夫宗庙之制，历代为难，须考礼经，以求故事。谨按《尚书·舜典》曰：“正月上日，受终于文祖。”此是尧之庙也，犹未载其数。又按《郊祀录》曰：夏立五庙，商立六庙，周立七庙。汉初立祖宗庙于郡国，共计一百六十七所。后汉光武中兴后，别立六庙。魏明帝初立亲庙四，后重议依周法立七庙。晋武帝受禅，初立六庙，后复立七庙。宋武帝初立六庙，齐朝亦立六庙。隋文帝受命，初立亲庙四，至大业元年，炀帝欲遵周法，议立七庙。次属传禅于唐，武德元年六月四日，始立四庙于长安，至贞观九年，命有司详议庙制，遂立七庙，至开元十一年后，创立九庙。又按《礼记·丧服小记》曰：“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，而立四庙。”郑氏注云：高祖巳下至祢四世，即亲尽也，更立始祖为不迁之庙，共五庙也。又按《礼记·祭法》及《王制》、《孔子家语》、《春秋穀梁传》并云：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，大夫三庙，士一庙。此是降杀以两之义。又按《尚书·咸有一德》曰：“七世之庙，可以观德。”又按《疑义》云：天子立七庙，或四庙，盖有其义也。如四庙者，从祢至高祖已下亲尽，故有四庙之理。又立七庙者，缘自古圣王，祖有功，宗有德，更封立始祖，即于四亲庙之外，或祖功宗德，不拘定数，所以有五庙、六庙，或七庙、九庙，欲后代子孙观其功德，故《尚书》云“七世之庙，可以观德”矣。又按周舍论云：“自江左已来，晋、宋、齐、梁相承，多立七庙。”今臣等参详，唯立七庙，即并通其理。伏缘宗庙事大，不敢执以一理定之，故检七庙、四庙二件之文，俱得其宜，他所论者，并皆勿取。请下三省集百官详议。 敕旨宜依。左仆射刘昫等议曰： 臣等今月八日，伏奉敕命于尚书省集议太常博士段颙所议宗庙事。伏以将敷至化，以达万方，克致平和，必先宗庙。故《礼记·王制》云：“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，大夫三庙。”疏云：“周制之七者，太祖庙及文王、武王之祧，与亲庙四。太祖，后稷也。商六庙，契及汤与二昭、二穆。夏则五庙，无太祖，禹与二昭、二穆而已。自夏及周，少不减五，多不过七。”又云：“天子七庙，皆据周也。有其人则七，无其人则五。若诸侯庙制，虽有其人，则不过五。此则天子、诸侯七、五之异明矣。”至于三代已后魏、晋、宋、齐、隋及唐初，多立六庙或四庙，盖于建国之始，不盈七庙之数也。今欲请立自高祖已下四亲庙，其始祖一庙，未敢轻议，伏俟圣裁。 御史中丞张昭远奏议曰： 臣前月中预都省集议宗庙事，伏见议状于亲庙之外，请别立始祖一庙，近奏中书门下牒，再令百官于都省议定闻奏者。 臣读十四代史书，见二千年故事，观诸家宗庙，都无始祖之称，唯商、周二代，以稷、契为太祖。《礼记》曰：“天子七庙，三昭、三穆，与太祖之庙而七。”郑玄注：“此周制也。七者，太祖后稷及文王、武王与四亲庙。”又曰：“商人六庙，契及成汤与二昭、二穆也。夏后氏立五庙，不立太祖，惟禹与二昭、二穆而已。”据《王制》郑玄所释，即商、周以稷、契为太祖，夏后无太祖，亦无追谥之庙。自商、周以来，时更十代，皆于亲庙之中，以有功者为太祖，无追崇始祖之例。具引今古，即恐词繁，事要证明，须陈梗概。汉以高祖父太上皇执嘉无社稷功，不立庙号，高帝自为高祖。魏以曹公相汉，垂三十年，始封于魏，故为太祖。晋以宣王辅魏有功，立为高祖，以景帝始封晋，故为太祖。宋氏先世，官阀卑微，虽追崇帝号，刘裕自为高祖。南齐高帝之父，位至右将军，生无封爵，不得为太祖，高帝自为太祖。梁武帝父顺之，佐佑齐室，封侯，位至领军、丹阳尹，虽不受封于梁，亦为太祖。陈武帝父文赞，生无名位，以武帝功，梁室赠侍中，封义兴公，及武帝即位，亦追为太祖。周闵帝以父泰相西魏，经营王业，始封于周，故为太祖。隋文帝父忠，辅周室有大功，始封于隋，故为太祖。唐高祖神尧祖父虎为周八柱国，隋代追封唐公，故为太祖。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，亦立四庙，朱公先世无名位，虽追册四庙，不立太祖，朱公自为太祖。此则前代追册太祖，不出亲庙之成例也。 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，汉、魏之制，非有功德不得立为祖宗，商、周受命，以稷、契有大功于唐、虞之际，故追尊为太祖。自秦、汉之后，其礼不然，虽祖有功，仍须亲庙。今亦粗言往例，以取证明。秦称造父之后，不以造父为始祖；汉称唐尧、刘累之后，不以尧、累为始祖；魏称曹参之后，不以参为始祖；晋称赵